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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“自從盤古開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�！北P古作為中華各民族認同的創(chuàng)世始祖神，有關盤古神話的各種故事，在中華大地流傳了數(shù)千年。關于盤古神話的來源，是歷來備受學術界關注的熱門話題，眾說紛紜，有南方說，中原說，苗蠻說，外來說數(shù)種，莫衷一是，亟待進一步作考察求證和探究釋然。

   本書冠以《盤古國與盤古神話》之名，意在傳遞這樣的信息：“盤古國產(chǎn)生了盤古神話，盤古神話源出自盤古國”的歷史文化關系和要旨。這可能讓許多讀者一時覺得新奇，或由之感到詫異，甚至有的會提出質疑：“何來的盤古國？”似有為“標新立異”而“虛構編造”之嫌。

   其實，所謂“盤古國”之稱，并非虛構奇聞，早在南朝梁代任□的《述異記》（上）中就有錄載，并常為許多盤古神話研究論著所引用——

昔盤古氏之死也，頭為四岳，目為日月，脂膏為江海，毛發(fā)為草木。

秦漢間俗說：盤古氏頭為東岳，腹為中岳，左臂為南岳，右臂為北岳，

足為西岳。先儒說，盤古泣為江河，氣為風，聲為雷，目瞳為電。古說：

盤古氏喜為睛，怒為陰。吳楚間說：盤古氏夫妻，陰陽之始也。今南海

有盤古氏墓，亙三百余里，俗云后人追葬盤古之魂也。桂林有盤古祠，

今人祝祀。南海中有盤古國，今人皆以盤古為姓。（任）按：盤古氏

天地萬物之祖也，然則生物始于盤古。

   顯然，這段籍載理應視為經(jīng)典，因其采錄了自秦漢以來有關盤古開天辟地化身神話及其意義，尤其是對盤古神話早期流傳地域及其來源，作了具體明確的記述——“南海中有盤古國”。其中，“今人皆以盤為姓”；流傳“盤古氏夫妻”故事；“南海有盤古氏墓”；“桂林有盤古祠，今人祝祀”，便是構成了“盤古國”的要素和標志。而史稱的南海、桂林，則是自秦漢統(tǒng)一嶺南后設置的郡縣制沿用地名。

   由此表明，上古時代的華南—珠江流域，曾經(jīng)存在一個以盤古信仰觀念為核心，以多種盤古文化事象為表征的盤古神話王國，也可能由此而曾一度出現(xiàn)過的一方古國即歷史盤古國。有關盤古神話來源及相關文化的研究，亦當沿此深入考察論證，才有可能得到切實的成果。

   但令人遺憾的是，對這一重要籍載及其中的關鍵詞：“南海中有盤古國” “桂林有盤古祠”，歷來大多的研究者卻只引述而不作闡釋，又都往往被忽視了，或不屑一顧，或存疑、或回避甚至否定，至使“盤古國”被歷史塵封起來，也就無人問津，遂而成為千古之謎。

   誠然，對盤古神話來源的研究和“盤古國”的追溯，原來也不是我們的課題選項或刻意索求，只不過是在2003年進行廣西來賓市壯族文化考察中，意外地發(fā)現(xiàn)當?shù)赜胸S厚的盤古文化遺存，在驚喜中促使我們開始思考，進而才決意要探個究竟。

   在查閱有關記載盤古文獻和前人研究盤古論著中，覺得以往對盤古神話及其來源研究的視角和方法，大多是從中原固有的文化事象來觀察，且局限于文獻考據(jù)、演繹推論。于是，有的或質疑其真?zhèn)�，稱最早記載盤古故事的三國東吳徐整《三五歷紀》、《五運歷年記》及南朝任□《述異記》為“語益荒唐”“最為戲論”；[①]有的或以北方籍載為據(jù)，認為中原先有伏羲、女媧神話，后演變?yōu)楸P古神話；有的或通過訓詁推導，認為“伏羲與盤瓠不過是一音之轉，兩者乃同一源”；“盤古即匏瓠，也就是葫蘆，也就是匏。”[②]這些見解，都是囿于固有的正統(tǒng)歷史文化觀念的學術視野，尤其是所謂“黃河中心”論的潛意識所使然�？上攵�知，若是盤古神話產(chǎn)生于中原，在先秦至秦漢的所有文獻中就不可能沒有提及。況且，所見文獻原本記載的相類故事的主旨是：伏羲造人，女媧補天，盤瓠（神犬）擁主，盤古開天。這些神話人物司職有別，各顯其能，自建其功，形象各異，一清二楚。反倒是我們有的研究者不加調查，按照如上的思維定勢，或廣證博引，或發(fā)揮想象，強拉硬扯把他們混同起來，“合四為一”給搞亂了，實令人感到茫然。

   與上述的視角和觀點不同的是，我國神話研究先驅茅盾先生在《中國神話ABC》一書中, 通過對徐整《三五歷紀》等有關記載的分析研究，首先提出了盤古神話起源于南方（假定是兩粵，即廣東廣西）以及盤古神話北傳過程的推論[③]。著名神話學家袁柯先生在《古神話選釋》中，則是通過對南朝任□《述異記》中關于“桂林有盤古祠”的考釋，指明當時的桂林郡治所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(qū)象州縣[④]。壯族著名民間文藝家藍鴻恩先生在《疊層文化剖析—壯族古代文化反思之二》一文中贊同茅盾和袁柯先生的觀點，同時指明盤古神話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—壯族先民俚僚的神話[⑤]。前輩的這些研究成果具有開拓性，可謂是真知灼見的。

   我們正是根據(jù)有關文獻記載，并在前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以多學科的理論和視野，并采用人類學研究方法，通過田野考察和綜合研究，以實地事象與古籍記載相印證，從而揭開了厚重的歷史塵封，還“盤古國”的歷史面目，展現(xiàn)盤古神話源于華南—珠江流域“盤古國”的史實，及其經(jīng)漢族文人加以采錄、整合、提升，使之哲理化，納入古史系統(tǒng)，發(fā)展成為中華各民族認同的創(chuàng)世始祖文化過程。這主要是：

    ——在古“南�！�、“桂林”區(qū)域進行盤古文化田野考察，印證《述異記》所載“盤古國”事象的真實性。

   經(jīng)我們在廣西、廣東作初步調查，僅在三國時屬吳國的桂林郡、縣治所轄的來賓市一帶發(fā)現(xiàn)的盤古廟，就達28座，是迄今我國盤古廟數(shù)量最多、分布最密集的地區(qū)，大多是在被毀的舊廟址上重建，各地盛行祭祀盤古節(jié)日活動；還有多個盤古村、盤古嶺、盤古洞；在來賓市興賓區(qū)（原來賓縣）和貴港市（秦代桂林郡治所在地布山）等十幾個縣市，有不少盤姓的壯族居民，并有純盤姓的壯族村落。如興賓區(qū)平陽鎮(zhèn)中山村的古就、白山兩個自然村，共有180多戶全系盤姓；民間不僅盛傳各種版本的盤古故事、盤古歌謠唱本，有盤古祭儀中演唱的師公戲傳統(tǒng)劇目《唱盤古》（又稱《唱布伯》），而且，冠以“盤古”之名的事象隨處可見。如武宣縣思練鄉(xiāng)盤古村，就集有盤古廟、盤古山、盤古洞、盤古泉、盤古渠、盤古田峒等專用名稱，形成了群落性的地名文化景觀。總而言之，由于其民篤信盤古，并以盤（古）為姓，盤古文化滲透到當?shù)厝嗣裆�活的各個領域，民間蘊藏著歷史久遠、極其豐富、底蘊深厚，且表現(xiàn)為群集性、活態(tài)化的盤古文化傳承。

這就充分說明，《述異記》所記載的“盤古國”的各種要素和表征，只是因其唯獨出現(xiàn)于嶺南而被視為“奇風異俗”，全然并非傳聞虛構，經(jīng)田野考察印證，是真實可信的，并且以鮮活的民俗文化形式，歷代傳承至今。無疑，史稱的“南�！�、“桂林”，應當是盤古神話產(chǎn)生的中心地區(qū)和盤古文化的重要發(fā)祥地，故享有“盤古國”之譽稱，當是名副其實的。

   ——據(jù)考古資料、歷史文獻和從民族學視角，觀察“盤古國”的原住民族及其文明類型。

   珠江流域是一個自成單元的地理實體，又是我國出土古人類化石最多的地區(qū)，也是我國古文明的發(fā)祥地之一。華南已經(jīng)發(fā)現(xiàn)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80多處，全流域發(fā)現(xiàn)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2000多處，出土的磨制石器，包括有肩石斧、有段石錛和大石鏟等，構成了珠江流域獨特風格的史前文化�？脊艑W、歷史學、民族學、體質人類學的資料表明，自古以來，分布在華南和西南的壯族、布衣族、傣族、侗族、水族、仫老族、毛南族、黎族等在內的民族，源于先秦時期南方百越族群中的西甌駱越部族，是最早生息繁衍于華南—珠江流域的原始居民，語言學界和史學界稱之為“壯侗語民族”。他們的先民在先秦遠古時期處在自主發(fā)展階段，由原始氏族部落社會向階級社會發(fā)展，先后出現(xiàn)了蒼梧、甌、鄧、桂國、損子、里產(chǎn)、百濮、九菌，西甌、駱越、勾町、夜郎等古國、方國，創(chuàng)造了獨具特色、自成體系的文化形態(tài)。

   生產(chǎn)方式?jīng)Q定文明類型。操壯侗語族語言的民族，是屬稻作文明類型的民族，他們及其先民創(chuàng)造了華南—珠江流域的稻作文明，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貢獻。

而他們創(chuàng)造的風格獨特的大石鏟文化、銅鼓文化、花山（崖畫）文化、布洛陀文化和盤古文化等等，都具有稻作文明的鮮明特征。自古以來，開天辟地神話、化身神話和兄妹婚再造人類神話，在壯侗語民族民間普遍流傳，盡管其名稱有異或譯稱不同，情節(jié)有些差別，如甚至有的說“盤古兄妹就是伏羲和女媧”，此當是秦漢以降漢文化傳入后的混融現(xiàn)象，有的只說是兩兄妹，但都是源于同一母題，內容大體相近，成為這些原住民族的集體記憶和族群信仰。神話學一般認為，神話產(chǎn)生于新石器時代的中晚期，即由原始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部落聯(lián)盟發(fā)展階段。壯侗語民族的創(chuàng)世神話具有共同性的特征，表明早在這些民族尚未分化之前，他們就已經(jīng)創(chuàng)造了這些神話，也就說明其神話自身的原始性和久遠性。由此可見，“盤古國”的出現(xiàn)，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。

   盤古神話在華南—珠江流域操壯侗語民族的流布情狀，不但具有多民族共同性和體系性、普遍性、豐富性等特征，而且，通過廟宇傳承，宗教傳承，講唱傳承，景觀傳承，使盤古神話以鮮活的形式世代綿延，以至我們在考察過程中，仍可溯觀而領略到“盤古國”之風貌。

   ——從文化學和語言學的結合上，探析“盤古國”的自源文化體系。

   “盤古國”—這是特定的區(qū)域性歷史文化概念，也是一種自源文化體系。

所謂“自源文化體系”，是指一定的人們共同體即民族群體，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生產(chǎn)生活的環(huán)境里，為了生存和繁衍而自發(fā)創(chuàng)造的獨具特色的觀念文化體系。創(chuàng)世神話，是遠古初民以推原類比式的原始思維，說明天地萬物的起源，人與自然界的因果關系的幻想故事。在這當中，壯侗語民族對解釋宇宙怎樣形成，人類從哪里來這一世界性母題的神話中，是按照自己的認知思維方式、生活理念和價值取向，賦予其獨特的形象和藝術表現(xiàn)。我們從文化學和語言學的結合上，對“盤古” 之名、盤古故事主要情節(jié)及其文化內涵作了探析，認為“盤古國”是自源文化體系的產(chǎn)物和體現(xiàn)。

   “盤古”是壯語“咽盤”（磨刀石，考古學稱礪石）和“勒勾”（葫蘆）的簡稱譯音，原意為“葫蘆與磨刀石”。這是在來賓市興賓區(qū)良塘盤古廟調查中，何師武老人講盤古故事時的解釋，破解了千古之謎。洪水遺民兄妹婚再造人類是世界性的母題，而壯族盛傳盤古兄妹故事的核心是：洪荒中只有兩兄妹（一說姑侄）躲藏在葫蘆（“勒勾”）里才幸免滅絕，無奈成婚，生下像磨刀石（“咽盤”）一樣的肉團，砸碎撒向四方，變成人類得以繁衍。兄妹婚是人類蒙昧時代族內血緣婚的反映，其他民族的同類故事亦有說是憑葫蘆逃生的，而兄妹婚生像磨刀石肉團再造人類，則是壯族故事獨有的情節(jié)和理念。故有的壯人又稱“盤古”為“盤咕”，“盤”即“咽盤”磨刀石；“咕”即“我”之意。按壯語語法中心詞+修飾詞的詞序結構，“盤（磨刀石）咕（我的）”—譯成漢語意即：“我的磨刀石”�？磥磉@兩說都符合故事情理，意義相通，是可取的。

   礪石和葫蘆是人類最早利用的自然物器，為新石器時代重要的生產(chǎn)生活工具，到了金屬時代，磨刀石仍然發(fā)揮其磨礪各種器具的重要作用。壯族及其先民對磨刀石尤為珍重，視之為物質生產(chǎn)和生活來源之本，成為家族財富的象征，在廣西從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到戰(zhàn)國至漢代的墓葬中，就發(fā)現(xiàn)有許多陪葬的礪石（磨刀石）。至于故事中說，兄妹躲進葫蘆逃過洪災，遂而婚后生磨刀石，將之砸碎再造人類，除反映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對葫蘆和礪石的深厚情結，并視礪石似男根、葫蘆似女體，遂為求繁衍而崇拜外，其主旨是通過寓喻性的演繹告誡：族內血緣婚會生出怪胎，造成人類退化，瀕危滅絕，必需將怪胎（磨刀石）砸碎，徹底改變近親血緣婚，人類才能重新健康繁衍。故事表現(xiàn)了壯族及其先民對遠古族內血緣婚及其后果的記憶和反思，可以說是以幻想式的藝術形象，對優(yōu)勝劣汰自然法則從無知到認知的樸素觀念，亦是其已成為跨入文明門檻民族的表現(xiàn)。

   總而言之，“盤古”源自壯語的“盤勾”—“礪石與葫蘆”；或“盤咕”—“我的磨刀石”。葫蘆兄妹婚生出磨刀石再造人類的故事，反映了壯族及其先民對葫蘆和磨刀石的崇拜觀念，當是源于新石器時代初民的生產(chǎn)方式和生存理念的價值需求。壯語之稱，以原始的思維方式和豐富想象力，對 “盤古”神話的本源和意義，作了最生動的形象概括和深層次的文化解讀。這也就從一個側面說明，“盤古國”具有自源的文化體系，“盤勾”或“盤咕” 是一種原生型的神話。后來隨著時代的演進，南北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，經(jīng)漢族文人采錄整合于籍載，人們也只能按漢文“盤古”的字音來認讀會意，其原始意義也就隨遠古的歷史而消逝，演變?yōu)椤氨P古兄妹”“盤古氏夫妻”等而沿稱。

   ——從盤古神話的北傳，看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文化的構成。

   盤古神話既源自南海“盤古國”，其又是怎樣北傳呢？茅盾先生在《中國神話ABC》中最早提出推論：“徐整是吳人，大概這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當時就流傳在南方（假定是兩粵），到三國時始傳播到東南的吳。如果這是北部和中部本有的神話，則秦漢之書不應毫無說及；又假定是南方兩粵地方的神話，則漢文（帝）以后始通南粵，到三國時有神話傳到吳越，似乎也在情理之中（漢時與南方交通大開，征伐苗蠻，次數(shù)最多；因戰(zhàn)爭而有交通，因此南方的神話傳說也流傳過來了）�！彼�把南方兩粵（廣東廣西）地方盤古神話北傳的歷史背景，理據(jù)和路線作了闡析，經(jīng)史料研究和實地考察，我們認為茅盾先生的推論是確切的，而盤古神話主要是隨著道教廣為傳播。

   東晉道教理論家、煉丹術家葛洪在《枕中書·眾仙記》中，首先把盤古列入道教神譜，奉稱“盤古真人”，尊為開天辟地“元始天王”，又稱“三皇”“五帝”“皆其后裔”，便把原秦漢文獻所載北方遠古神話原無開天辟地之神給予填補，加以整合使之銜接，將道教的神仙信仰系統(tǒng)化、理論化，從而構建了中華大地天帝尊神的世系，盤古神話也就隨著道教漸漸在北方流傳開來。

   誠然，《枕中書》尊盤古為“元始天王”而將道教神系統(tǒng)化，不只是受到前人的《三五歷紀》《五運歷紀》和《述異記》的啟示，主要的還是得益于葛洪慕名并親歷“南海有盤古國”“桂林有盤古祠”的體察感悟。據(jù)宋代任廣西通判周去非的《嶺外代答》卷七“丹砂水銀”條載：“昔葛稚川（按：葛洪）為丹砂求為勾漏令，以為仙藥在是故也。勾漏今容州，則知廣西丹砂，非他地可比也�！敝档藐P注的是，葛洪“求為勾漏令”，而“勾漏今容州”，說明“勾漏”為容州（今容縣）的古稱，又是因有“勾漏山”而名之。勾漏山脈橫貫從今象州、武宣、桂平、北流到容縣（州）一帶，主峰在容縣（州）。而容縣（州）的都嶠山，自東漢就有道士到那里修煉；北流有勾漏洞，道書稱之為第二十二洞天。所謂“勾漏洞”，有按漢字解說，因洞勾、曲、穿、漏而得名。而據(jù)我們在象州妙皇鄉(xiāng)盤古村調查了解到，“妙皇”原叫“廟王”，意為“廟中之王”，是因該鄉(xiāng)境內有一座海拔932米的“高樓山”，原山頂上有一座盤古大廟而得名。實際上，“高樓山”當?shù)貕颜Z叫“雷勾漏”即“勾漏嶺”。傳說遠古洪荒時，盤古兄妹躲藏的葫蘆就仃留在山頂上，后繁衍人類，人們建盤古大廟以紀念，后來廟屢遭毀才移到山下盤古村重建。我們在毗鄰的貴港市覃塘區(qū)樟木鄉(xiāng)凌動村調查盤姓居民時，幾位壯族老人在講了葫蘆兄妹再造人倫的故事后說，當?shù)貕言挕肮绰�”，就是“葫蘆”，這里古時就建有“勾漏廟”。由此可見，史稱的“勾漏”域名和山名，都與壯族傳說的葫蘆兄妹即盤古兄妹故事有關；而《述異記》所說的“今南海有盤古氏墓，亙三百余里，俗云后人追葬盤古之魂也”，亦可能指的就是勾漏山脈。不難推想，“好神仙”的葛洪“求為勾漏令”時，于廣西勾漏山和相近的廣東羅浮山煉丹、修道、著書，勢必在探訪當?shù)氐谋P古廟和采錄有關盤古開天辟地故事之后，或許是感悟到其正與道教的神仙思想相契合，也就促成他對盤古神話，從傳聞到親歷嶺南原住民中體察、采錄、整合，將其融入道教神譜倍加尊崇，著書立說隨之傳播開來。這從中原流傳的盤古神話故事，充滿濃厚的道教觀念及其文化色彩，亦可得到印證。

   如河南桐柏一帶，民間流傳有“玉皇女與盤古婚”，“盤坐修煉婚”等故事。其中有說盤古祖先與姑娘妹，從天上分別落到桐柏兩個山頭，各在磨扇上盤坐修煉數(shù)千年，后滾磨扇合攏二人始相見，都說自己“盤坐在山上最古”，稱“盤古人”“盤古女”，結成兄妹。隨之飄來“天緣書”，結為夫妻，繁衍人類。[⑥]顯然，中原的盤古神話以仙為尊，宣染修煉，天書定緣；又將“盤古”作了望文生義的解讀：“盤坐在山上最古”而稱“盤古人”。其故事情節(jié)及反映的觀念，缺乏像華南（主要是壯族）的盤古神話那樣的原始性特質和幻想性魅力，似是中古時期混融性的產(chǎn)物，表現(xiàn)為一種流變性和再生性的神話傳說。將中原盤古神話與華南盤古神話作比較，到底誰個“最古”？兩者之間的源與流的關系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   我們在盤古文化的考察研究中，一方面覺得，長期以來關于盤古神話來源的研究，之所以未能得出正確結論，主要的原因是忽視實證調查及“鄙視鄰近小民族而得不到重視”（茅盾語）；一方面更加深切地認識到，中華民族文化是多元一體的文化，又是多源一體的文化。所謂盤古文化，實際上就是漢族文人記錄整理南方少數(shù)民族相關神話，加以哲理化、譜系化，形成了開天辟地創(chuàng)世、化身創(chuàng)世和洪水兄妹結婚再造人類的神話。它是少數(shù)民族文化與漢族文化融合的典范，是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體構成的生動體現(xiàn)。“自從盤古開天地，三皇五帝到如今�！边@是在我國大江南北乃至全世界華人中婦孺皆知的民謠，體現(xiàn)了各民族的文化認同，盤古神話成為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偉大開端的一個不朽的象征。這亦是南方壯侗語民族及其先民創(chuàng)造的民族文化融入主流文化，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貢獻。

[⑥] 參見過偉：《中國女神》第147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社，2005年。